□ 許 可

在數字化生存的時代，社交賬號是我們進入數字空間的重要入口。憑借它們，我們得以瀏覽新聞、觀看視頻、發布消息以及與朋友交流互動。如果說早期的社交賬號只是對個體的認證，那么隨著線上和線下的深度融合，集合了頭像、昵稱和各種標識的社交賬號，已經深深地嵌入社會生活關系之中，成為我們的虛擬化身，凝結著每個人的虛擬人格。正是由于社交賬號與個體休戚相關，近日江蘇省江陰市人民法院對一起微信賬號轉讓糾紛所作的判決，自然引發了坊間熱議。

判決書顯示，原告陳某是一名網紅醫美顧問，被告趙某經營醫療美容項目。2019年9月，雙方簽訂轉讓協議約定原告以50萬元的價格將其使用的9個微信賬號轉讓給被告。據了解，涉案微信號均綁定了手機號，進行了實名認證，微信好友均在2000至3000個，而且部分賬號還綁定了QQ號、郵箱及銀行卡。由于被告在拿到賬號后拒絕在規定時限內支付剩余款項。原告遂訴至法院。

面對這起因微信賬號轉讓引發的糾紛，法院并未停留于雙方所簽協議本身，而是認識到微信賬號的價值并不在于賬號自身，而是其承載了原告個人特有的可識別信息和微信好友的大量個人信息。這里的“微信好友”并非真正的“好友”，而是原告在醫美經營活動中所服務的客戶。作為經紀人，原告在介紹客戶(微信好友)、鎖定交易、提取傭金的過程中獲得了客戶的身份證號碼、出生日期、住址、醫療記錄等客戶直接信息。這些海量客戶信息的存在，才是被告高價購買其微信賬號的真正原因。

既然微信賬號轉讓的背后是個人信息的買賣，那么這筆交易是否合法呢？鑒于微信賬號既涉及原告自己的個人信息，也聯結了原告好友的個人信息，我們有必要分開討論。就前者而言，我國民法典和個人信息保護法均明確了個人對其個人信息并不享有任何財產性權益，只享有基于人格尊嚴、通信自由和秘密以及人身財產安全的非財產性人格權益，當然地不能成為買賣的對象。我國民法典將“許可使用”的客體限定在“姓名、名稱、肖像”等人格要素，排除了個人信息商業化使用，可謂是充分的證據。

就后者，也就是“微信好友的個人信息”而言，其同樣無法被買賣。特別要指出的是，此場景中所交易的是“他人的個人信息”，原告顯然無權擅自提供，而應遵循個人信息保護法的相關規定，向微信好友告知被告的名稱或者姓名、聯系方式、處理目的、處理方式和個人信息的種類，并取得微信好友的單獨同意?；谏鲜隹紤]，法院最終判定：微信賬號系公民個人信息有機整合的載體，原被告買賣微信賬號構成了買賣個人信息，違反了法律禁止性規定，應屬無效。

至此，這則糾紛已經圓滿解決。但其所揭示的底層問題依然存在：那就是當社交賬號被用于商業經營，并因賬戶持有人持續投入時間、精力、甚至金錢而生成了經濟價值，其賬號能否轉讓以及如何得到法律保護？實際上，在web1.0向web3.0轉變的浪潮中，憑借著個性化的及時性互動，社交媒體已成為如今最重要的營銷渠道之一。在國外PhoneDog公司訴前員工Kravitz追索推特賬號案中，法院認為社交賬戶的價值來源于關注者數量及其瀏覽流量；據行業慣例，推特賬號每個關注者的估值大概是每月2.5美元，企業所擁有的推特賬號密碼由此成了一種新型“商業秘密”。那么，究竟應如何破解社交賬號的財產性與負載個人信息的人格性之間的沖突呢？

或許可以采取分而治之的思路。社交平臺可以在既有交往性社交賬號之外，專設經營性社交賬號，采取截然不同的用戶協議和使用規則。在限制前者買賣的同時，適當允許后者在遵守民法典、個人信息保護法的前提下合法交易，從而讓生活歸生活，生意歸生意，各方各得其所，最終實現生活安寧與經濟激勵的共贏。

（作者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數字經濟與法律創新研究中心主任）